阮义忠：中国摄影史的篇章

老安

在和平饭店古色古香的环境里，我看了陆元敏的〈上海速写〉与〈苏州河〉。他照片放得不错，有自己的调子，虽然对比很大，却很适合他的独特视角。照片经过细心整理，贴在款式和开本一样的笔记簿上，每个主题贴成一到三本。这让我立刻了解，他是在用照相机写日记；摄影已经是他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部份，是他向自己的告白。

“想把它拍完整，就像收集、捡破烂一样的都要拿，到后来每个角度都兜了几遍。”执着的陆元敏，不管是白天或晚上、刮风或下雨、骑车或步行，只要有吸引他的东西，就会把随身携带的相机掏出来，留下那随即会消失的一瞬间。问他为什么把拍照比成捡破烂，回答是：“我本来也不是使命感很强的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，完全是自己觉得好玩。”

老安

林永惠在东北，赵震海在河南，两人均把底片寄来台湾由我放大，文章也都真挚、动人。林永惠生长在黑土地上，拍《东北人》是为了记录最底层的、身边的、感受最深的农民：“那块土地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，人也在变。邻里之间、婆媳之间、兄弟姐妹之间，整个空间都在变??我要把这大大洗小的故事装进我的镜头，让它告慰历史，也告诉未来。” 　　

记得一回在沈阳、一回在北京，林永惠都特地赶来请我吃饭，也不知是怎么知道我在的。听他聊自费周游欧、亚、非各国，还在保加利亚住过一段时间，真是不可思议！印象中的这位老兄总是笑呵呵的，跟他送我的那尊又黑又亮的煤晶弥勒佛一样。

老安

赵震海的《捡煤人》，则是以一种纯粹的认同感去记录河南矸石山的一群劳动者，把自己当成他们中间的一员：“因为我袒露给他们的是一腔真诚，他们也用一片真心实意回报我，我同他们水乳交融浑然一体，于是，一个平实质朴的艺术境界便自然天成。”

老安

直到今天我都没跟赵震海碰过面，去年从媒体得知，摄影界的朋友们在他患了阿兹海默症后，热烈认购他的作品以表达支持，感觉他还是有福报的。

老安

这期杂志还发表了王苗、安哥的作品；在回台湾之前，我到香港的中国新闻社去找他们，带回了两人的复制彩色幻灯片及底片。安哥的主题是《开放中的广州》；在采访时他表示，最幸福的就是能拍出一点自己的感受。他爱拍人，尤其是人和时代变化的关系：“这些问题在外面可能是不成问题的人的生活状态，但在我们眼里是你敢不敢面对你所接触的矛盾东西，变化中的东西，而不是几百年、几千年在那延续的文化。” 　　

王苗为了拍《追寻马可波罗的足迹》，整整跨越了七个省、花了八十天，路程一万八千公里；讲起经过，却显得十分轻松：“我大概是 1990 年又从大陆调回香港工作的，知道可能会接《中国旅游》杂志的主编位子，而这就是让我毫无顾忌的去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我当然要找个最过瘾的！” 　　 这本专辑反应了一个时代的影像创作，相当于中国摄影史的一个篇章，出版后在国际间引起很好的反响，后来并发展成展览，于法国土鲁斯的《水之堡》摄影艺廊、阿维侬省罗德兹市第六届摄影节展出。

说起来，王苗还是我最早认识的大陆摄影家。1988 年秋天我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《人与土地》个展，王苗跟先生一起来参加开幕，转告我，大陆的《现代摄影》杂志已开始转载我于台湾《雄狮美术》写的专栏《摄影美学七问》：“主编李媚特别让我代为表达歉意，因为不知道怎么联络你本人，所以只有先登再说了。社里还有稿费等着你去拿，数目不多，就权充来大陆的零花钱吧！”

老安

第一次听到《现代摄影》跟李媚的名字，就是在那个时候。让我最开心就是，上个月初，第二届的全球华人传媒摄影大奖，将摄影文化贡献奖颁给了李媚。我是这个奖项的第一届得主，能有机会在2014年提名李媚，并得到众评委的支持，实在是衷心感激、格外荣幸。
在我的心目中，李媚这个名字，跟中国现代摄影史早就分不开了。